无需兰医生揭露，我也知道中国过度医疗严重。医疗管制必然产生过度医疗。

 

　　早期的管制理论暗含一个假设，就是管制者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他们认为市场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而一到政府、管制者，又变成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这显然是精神分裂的经济分析。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管制者仍然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管制者必然具有抬高药价的激励。只有扭曲价格，管制者才有机会寻租获利。但是管制者不会抬高医价，因为医生不会把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拿去回扣给管制者。即使医生愿意这样做，也由于医生分散的缘故而在实践上不可行。管制者会对药品生产和进入市场诸环节进行管制，并且抬高药价。药商则拿高出均衡水平的价格进行行贿以获得许可。这样做也能得到公立医院管理者的支持。由于公立医院的管理者不能合法分享医院利润，他们与医院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需要从中寻租。这样，抬高药价的做法在实践上就有了可行性。

 

　　但总医疗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不能改变；抬高了药的价格，就必须压低医的价格。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药养医”模式于是产生了。“以药养医”就是高药价、低医价的直接表现。

 

　　药的价格随着时间推移，会因为国际比较而变得透明，管制者就会面临公众要求降低药价的压力。但厂商与管制者有规避的办法。厂商不停用旧的成分生产新名字的药，而新药又总是能得到管制者批准。这样，我们就在中国观察到，不断有昂贵的治疗用旧药也能治疗的病的新药，可是却少有能治疗用旧药不能治疗的病的新药。实在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怎么办？医院就给你过度用药。这就是在中国广泛存在的过度医疗：用昂贵的新药给你治便宜的旧药也能治好的病；用超过实际需要的药给你治病。在国外，感冒发烧是不可能给患者输液的，但在中国这事习以为常。因为中国的滥用抗生素，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公害了。

 

　　如果没有管制者对于市场准入的限制，那么抬高药价就没有可能性，以药养医、过度医疗也就不会发生。张医生过度医疗，可是如果有李医生跟他竞争，不搞过度医疗，患者不就都跑到李医生那里去了吗？甲医院过度医疗，可是乙医院跟他竞争，不搞过度医疗，患者不就都跑乙医院去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价格管制一定有进入管制跟在后面的道理。

 

　　如果允许自由开诊所行医，医疗市场充分竞争，那么过度医疗决不可能发生。我曾在西湖边的龙井村吃饭。点菜的时候，服务员告诉我：“先生您点半只鱼就够了，吃了不够再点。”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商家不过度卖鱼呢？读者朋友要知道，那地方是旅游观光之地。如果在小区吃饭服务员这样提醒，可以理解。在旅游观光之地，服务员也这样提醒，可见竞争激烈。

 

　　回头再来说医的价格被压抑的后果。医的价格也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供求关系不变，那么价格就不会变。人为把明处的、合法的收入压低了，暗处的、非法的红包就必然会出现。红包的出现，恰恰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医生的合法收入被人为压低了。红包并非医生道德沦丧，而是管制压制了医价。我们不能指望医生不追求收入最大化，却追求技术最好化。至少不能指望所有医生都不追求收入最大化，却追求技术最好化。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客观理性，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在管制下中国医疗技术还有大进步，红包功不可没。

 

　　市场并非完美，然而政府更有可能失灵。并非完全否定政府管制，但是必须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