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解和掌握药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价格及有关情况，及时制定调整药品价格，我委决定对部分企业开展成本价格调查。”专司市场定价的发改委一声令下，60家国内外药企不得不交出账本，协助进行“样本调查”。
在我国，药价虚高的现象连遭诟病。7月2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通知，开启新一轮为期四个月的药企成本价格调查。多家大型外企、知名上市公司、高毛利明星企业都遭覆盖，且几乎都是基本药物目录的主力军。
此次调查方向有二，针对分销型药企居多的出厂（口岸）价格调查，和针对大体量药企为主的成本专项调查。前者包括科园信海、双鹭药业、国药分销、上海永裕、广州医药、桂林三金等知名企业。
而在成本专项调查中，GSK（葛兰素史克）天津、天津百特、安斯泰来、勃林格殷格翰、山德士中国、北京费森尤斯卡比等众多外资，以及上海凯宝、江苏恒瑞、人福药业、正大天晴、科伦药业、扬子江药业等国内一线药企，均遭发改委“点名”。
尽管每两三年进行一次的成本调查，与药品降价并无直接关联，然而医改行至深水区，在国家要求稳定药价、控制药费的大气候下，揭底药品的真实成本，或将成为药品降价能否最终落地的关键一环。
更引人关注的是，此轮调查启动，恰逢GSK、赛诺菲、百特等大型药企挨个遭遇曝光。这些企业在华实际销售中涉嫌大规模行贿医务人员，并将行贿费用无形中转嫁到药品价格之上，从而引发了有关部门的介入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据悉，通过实地走访，发改委会对所涉企业2010-2012年度连续三年全部药品的生产、销售、成本费用及价格等有关情况进行细致调查，前后分四批进行，目前已进展至第二批。
除覆盖企业历史、主要产品及市场情况、生产能力及生产经营概况等基本内容外，最主要的是对整个流程背后的财务制度、财务报表、账簿资料，以及与调查有关的各种凭证、票据、合同等内容进行核查分析，而这部分内容往往“花招甚多”。
调查是否会压缩药价实际成本外的“水分”，引起了不少企业的高度“警觉”。
“期间费用（含大量营销费用）和生产成本无疑是此次调查中的核心所在，这也可以被视为企业最大的机密。为了保持目前的高毛利不被日后压缩，或不暴露现行销售代理方面的缺陷，企业消极配合甚至串通一气虚报成本的情况并不鲜见。”8月8日，某大型药企的内部人士刘鹏向记者直言，“尤其是进口高价药、中药独家品种、代理制销售药品的成本最难得到真实数据。”
企业方、代理商联手“设防”
7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首次提出坚决查处药品购销中的暗扣行为。然而，发改委此番对药企成本调查的难处，正是如何厘清企业“真实的”销售费用。
由于我国医疗市场巨大，药企很难仅凭自建的销售队伍向医院进行推广。经多年发展，目前形成两种不同的销售方式，其一是企业自营制，医药代表由药企自行招募培训和管理，必须直接遵循企业内部合规要求；其二是底价代理制，即药企以生产完成后的药品底价，将药品交由专门的代理商进行分销推广。
“总得来说，目前无论外资还是内资企业，通常都是将重点产品自建队伍做推广。而大药企的非重点产品，和本身体量较小的企业，则使用底价代理制进行外包销售。”一家此次接受成本调查的大型内资药企高管向记者表示。
“而代理制往往涉及三级甚至四级层层代理，每一层代理都能脱离药企监管，此间偷逃漏税、商业贿赂的情况比比皆是。”
在医药分销的巨大链条之上，代理商一直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却异常难管的角色。加强管理，减轻冗余的代理渠道，本该有效避免药品分销过程中的过度加价。但是，“企业方会担心，一旦国家都要求厂家按底价向市场供货，多数厂家和中间商的活路就被斩断了；而为数众多的经销商，一定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想尽办法‘摆平账目’。”刘鹏表示。
据其介绍，不少底价代理制企业面对发改委的成本调查，会事先与下游各层级代理商通气“抬高价位”，通过统一口径和子母账本的做法，向调查方“证明”实际成本应有这般高位，以求规避价格受到打压。
而这种掩盖加价比例、回扣账目的做法，早已是大大小小的医药企业应对检查的惯常“对策”。
“出厂价格调查涉及那么多企业，那些生产和经销，甚至企业和企业之间都会相互串通好报价，联合对外。”刘鹏透露，“说穿了，就是这些企业的人知道，上面的人在哪些方面查不出问题来，就有针对性地设防。”
成本虚增：强势的代理商
有药企管理人士透露，相比于自建团队高达40%的销售费用率，底价代理的销售费用率才3%-4%。比如，三四元的药品出厂价，代理商可能把它在医院的进货价做到10元。而团队制下，因为药企还需负责自身推广团队的费用，出厂价可能会定在六七块，最后也同样是以10元的价格进医院。“但后一种模式似乎就被认为‘合规’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