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似乎并不警觉，应声答道：“7900元一支……”没等他说完，企业负责人就截过话头道：“我们很难从价格上去衡量一个产品的社会价值，应该看到它带给患者生活的改变……”可是，有人已经在嘀咕：“这价钱太高了吧！多少人打得起？”

 

　　这是国际药企巨头艾伯维为推广其产品修美乐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幕。最近，修美乐被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强直性脊柱炎。艾伯维为此进行了一轮典型的医药营销活动。其中包括设立“手握明天”的公益项目。不过，在这些活动中，价格永远是敏感的话题，被小心翼翼地忽略着。他们更乐意谈梦想、希望和责任。

 

　　事实上，不仅艾伯维如此，几乎所有的外资药企在发布新药时都刻意回避价格问题。在为其产品瑞复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新药）举办的上市发布会上，美国新基公司选择直接对记者关于价格的提问充耳不闻。当记者以邮件的形式再次询问此药到底给患者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时，他们仍旧视而不见。不过，他们也承认“现今的癌症创新疗法的花费很高”。

 

　　过于昂贵，这就是这些药企不愿公开提及的原因。美国《福布斯》曾列过榜单，世界上价格最高的单一药物为Soliris，用于治疗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每年的治疗费用竟然高达41万美元。然而，纪录随后被刷新。去年年底，欧洲药监机构EMA正式批准一种名叫Glybera的基因治疗药物，用于治疗一种极其罕见的遗传性疾病——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LPLD），其费用达到史无前例的160万美元。虽然普通的新药并非都如此夸张，但是如修美乐这样动辄数千上万元的价格还是寻常见的。

 

　　正是凭借着高昂的价格，制药业巨头攫取了惊人的暴利。因此，他们总是世界500强企业的常客，其稳定的增长更是令其他行业羡慕不已。《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主编玛西娅·安吉尔吃惊地发现，2002年，500强名单中的10家制药公司利润总和可以超过其他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

 

　　“制药业真的很赚钱，很难想象制药公司到底有多少钱。”她不禁感慨。

 

 

　　为什么制药业可以将救命药定如此高价而获取令人错愕的利润？他们的回答通常会是一个行业的美丽故事。这个故事通常包括两个内容：一串研发成本数字和药物带来的社会价值。

 

　　新基公司就强调这样的事实：在美国，过去20年间制药业救助的癌症生存者的数量增长了1倍，从700万增长到1400万。“通过我们的方法，我们帮助了许多癌症患者进入长期可管理的疾病状态，并且获得治愈”；“就多发性骨髓瘤而言，过去10年间，患者的生存率提高了73%。以前，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就算花再多的钱也不能得到治疗，无法生存更久，更高质量地生活。”

 

　　随之，新基公司表示，这一切都不是白来的，制药业为此付出艰辛的探索——漫长的时间和无数的金钱。“一项创新疗法从研发到最终使病人受益需要15年的时间。1万种化合物中只有1种能够通过临床试验，10种疗法中只有1种有可盈利的意义。”

 

　　瑞士诺华集团前董事长魏思乐曾写过一本名叫《神奇的抗癌药丸》的书。在书中，他列数了在研发格列卫（一种治疗白血病的靶向药物）的历程中，诺华如何以患者为第一位考量，不顾前景不佳的风险，催生新药的事实。不过，他清楚格列卫的定价——慢性期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每日剂量400毫克的治疗费用为每月2000～2400美元，加速期或急性转化期的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每日剂量600毫克的治疗费用为每月3500美元——所引起的非议。

 

　　“我们确实同意那些认为格列卫定价颇高的意见，然而在衡量过所有因素和条件之后，我们确信此价位公平合理。”在比较了患者选择其他治疗方案时的成本后——异体骨髓移植19.3万元且并发症几率高，化疗、干扰素治疗的费用与格列卫相同且副作用很大——他如此表示。

 

　　魏思乐的辩解还有：如果将新药上市前置作业的各个阶段列入考虑，估计每一个新药的计划项目须耗费6亿美元。新药上架之前，所需时程则平均费时10～14年。“鉴于专利保护期限仅为20年，因此只剩下6～10年的盈利期，在该盈利期内，我们必须赚取足够的利润，来支付先前的资金与风险投入，以及进行企业再投资所需经费。如果失去了专利权保障，则产品价格将无法取得盈利的优势。无法获得预期的利润，就无法再投资于后续的研发。此事无关道德，也无关是非，纯粹是企业生存的逻辑问题”。

 

　　他期望社会公众认清制药业在某种角度上“也是商业经营，与微软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或百事可乐公司没什么两样。我们同样希望借由出售产品而获取利润。没有利润就不会有资金，不会有研发，不会有投资，到头来就不会有新产品。许多人往往忽略此一事实，而宁可站在短视的立场，只想用更少的钱买药。”